明嘉靖四年（1525）至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，楊慎因大禮議事件永遠充軍煙瘴──西南滇地。楊慎始終思歸卻歿於戍地，流戍滇地三十年的生活經驗、自我認識與百種著述，皆尚待釐清與探究。本文以楊慎的地域經驗與書寫再現為考察中心，楊慎如何透過書寫，具體實踐並反視自我，是其中的核心問題。明朝學術風氣影響下，楊慎主張以考據為方法，山川自然、古籍閱讀皆為聞見萬物的重要途徑，欲成就博考則不能缺一。楊慎在滇地落實「拓展鄙見」、「博考萬物」的視野，成就特殊的知識系統，亦成為其滇地書寫顯著的特色。 攜帶著舊有的身分與記憶，和時代因素下形成的博考理想，楊慎以史自命，以身行走，促使他不斷刪正並釐清滇地的歷史傳說，更為其滇地書寫的主要內涵。同時，透過在滇境內的移動，與七次往返滇──川的經歷，將目光投向地方的地景與文化，人與空間之間的關係亦始得建立。並進一步於其間辨識自我與他者，展開自身鄉與非鄉的衝突。 緣此，本文將考察楊慎流貶後的詩詞、遊記與雜文著作，流貶的限制一方面提供力倡考據方法的楊慎一處物質空間，藉此翻轉自我際遇，豐富地展現文窮而後工的創作可能；另一方面，遊子總是需要故鄉，一身四處家的遊子背景，楊慎反覆書寫思歸情懷，思歸血緣故鄉地四川、思歸立功用世的京城，在生活與經驗三十餘年的滇地，記憶、想像、辨證何處是故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