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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《通志堂經解》輯刻的外緣因素
梁雅英
有鳳初鳴年刊1 Oct 2009
NobleIDark:/48914/w1/20260515/3086E436DOI10.29458/agsclsu.200910.0013
論《通志堂經解》輯刻的外緣因素
梁雅英 · 有鳳初鳴年刊 · 2009 · Subscription
NobleIDark:/48914/w1/20260515/3086E436DOI10.29458/agsclsu.200910.0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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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
筆者本擬探討《通志堂經解》的成書背景,將分為外在的時代背景,以及內在輯刻者本身的學術淵源兩方面,然限於研討會篇幅,本文僅探討《通志堂經解》成書的外緣因素。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幾個問題:為何在清初輯刻《通志堂經解》?納蘭性德對宋元經解的認識為何?其品鑑宋元經解的標準又為何?政治風尚對《通志堂經解》的輯刻又有何影響?本文撰作之旨,乃以《通志堂經解序》及納蘭性德生平背景為材料,論證上述問題,以為納蘭性德經學研究之先導。 清初輯刻《通志堂經解》的外緣因素,可分成學術需求與政治風尚兩方面。就學術需求言,宋元儒者,以義理說經,各以其心逆推聖人本心本意,不盲從墨守經傳文字,發揚儒學微言大義,以求形上亙古普遍的真理,以此建立學說系統,並作為衡度前人注疏的標準。如有矛盾之處,則勇於疑經改經,使宋代經學各有師承源流,富含學派特色。納蘭性德深能體會宋元經解的特色與價值,故其《經解序》頗為注重個人創發之處,對於疑經改經者,只要論述有據,均抱持贊成立場。且因珍惜各家經解,對匯集性經學著作,亦肯定其保存之功。徐乾學與納蘭性德兩人在憂心古籍散佚的焦慮下,而有輯刻《通志堂經解》的志向與努力。 就政治風尚言,《通志堂經解》的輯刻與其《序》的評書立場,頗受康熙學術立場的影響。康熙鼓勵八旗子弟就學應考、詔舉博學鴻詞籠絡漢名士、開日講經筵、尊崇「孔、孟、程、朱之道」,對納蘭性德均造成深遠影響,於康熙十年至十九年間,所學所考,所講所論,所親所近,俱以程朱理學為主,也導致《通志堂經解序》以程朱之學,作為衡鑑群書的標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