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民風作興運動」本質上就是一種「部落振興運動」同時也是一種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」。廣義的「民風作興運動」應該涵蓋這三個運動；就時間而言，大體橫亙整個一九三○年代。因此本研究從這個歷史架構上切入，以「民風作興運動」為經，「農事實行組合」（「組合」，相當於今日臺灣的「合作社」）為緯，試圖解析三十年代日治臺灣基層行政的空間結構。要言之，街庄役場（相當於今日的鄉鎮公所）係以「民風作興運動」為媒介，而得以整合各種農事團體以及保甲等組織。一般認為，保甲是各種農事團體的基礎地域單位。但是，仔細推敲三十年代臺灣「民風作與運動」在基層行政上所展現的空間結構，不難發現「大字」（舊街庄，大體上小於派出所轄區，而大於保甲的保單位區域）事實上與「保甲」並列為空間結構分析上的兩個基礎概念。 其次，農事實行組合的實施因地制宜，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性。民風作興運動開始不久後，各州廳依令在各地，或沿著各級行政體系，或只在純粹農村地區，組成農事實行組合或農事實行小團體，以統一監督農村各種小團體。狹義的「農事實行組合」指的是法人化後的組合，但廣義的「農事實行小團體」則不以法人為限，因此包括任意組合的農事小團體。原則上，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交戰之後，部落振興會大體成為農事實行小固體的「母體」而農事實行小團體則是部落振興會的生產部門。但是，高雄州的系統組織剛好相反，州下農村地區（換言之，市街地或漁村除外）的部落振興會，幾乎都透過農事實行組合來運作；臺中州的系統組織則採兩者並行方式。東部臺灣的運作情形雖不脫部落振興的整合原則，但實際作業相當疏落不齊。 可以肯定的是，當日本帝國自準戰走向戰爭時期之際，部落振興會也同步轉化為行政系統的末端細胞，一方面將市街庄下各主要基層機構和小團體初步加以整合，一方面也接受市役所和街庄役場的統制。細究此一結構性轉化，民風作興運動中農事實行小團體的法人化實為結構性媒介，此一轉化之所以可能乃因為農事實行組合是一個以「大字」成「保」「以下單位」為基礎的地域組織，而這個地域組織的實踐必須落實到「部落」這個概念。換言之，農事實行小團體的地域單位是「部落」而「部落」這個概念本質上就是一個「社會生活單位」－不單指稱「生產區域單位」同時也意指「基層行政單位」。